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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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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著  者 李全德 定價 50.00
責任編輯 王雷 ISBN 978-7-5013-6782-5
出版時間 2019-10-24 版次 B1
印刷時間 2019-10-24 印次 Y1
庫存提示 有書 規格 平裝,小16開,
叢  書  名 中國珍貴典籍史話叢書
所屬分類 歷史地理
中圖分類 K204.3
讀者對象 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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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簡介[ 滾動 - 展開 ]  
 
本書共分八章,第一章司馬光及其時代,第二章《資治通鑒》編修始末,第三章《資治通鑒》的內容,第四章《資治通鑒》的編纂方法,第五章《資治通鑒》的史料及其考異,第六章《資治通鑒》的影響(上),第七章《資治通鑒》的影響(下),第八章《資治通鑒》的版本。后附參考文獻。
 
目錄[ 滾動 - 展開 ]  
 
第一章 司馬光及其時代第一節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與文化第二節 學術與政治之間一、青年司馬光二、王、馬之爭三、元祐更化四、迂叟之“迂”第二章 《通鑒》編修始末第一節 《通鑒》之前的史學第二節 《通鑒》的始修第三節 熙豐政爭中的《通鑒》纂修一、司馬光的助手們二、熙豐時期的政爭與修書第三章 《通鑒》的內容第一節 《通鑒》的主旨與內容第二節 《通鑒》的“不書”與“失載”一、不載文人二、不書妖異三、不書奇節第三節 《通鑒》的議論第四章 《通鑒》的編纂方法第一節 紀年問題的處理第二節 長編法第三節 《通鑒》的敘事方法第五章 《通鑒》的史料及其考異第一節 《通鑒》的史料第二節 《通鑒》的考異之法第六章 《資治通鑒》的影響(上)第一節 《通鑒》編修團隊的派生書第二節 《通鑒》的補續第三節 《通鑒》的改編第四節 《通鑒》的注釋一、宋代的《通鑒》注釋二、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第五節 《通鑒》的補正與評論一、嚴衍《資治通鑒補》二、王夫之《讀通鑒論》第七章 《資治通鑒》的影響(下)第一節 帝王的鏡子第二節 《通鑒》在民間第三節 《通鑒》節本與歷史知識的普及第八章 《通鑒》的版本參考書目
 
前言[ 滾動 - 展開 ]  
 
引言

11世紀的北宋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范仲淹(989-1052)、歐陽修(1007-1072)、司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張載(1020-1077)、程頤(1033-1107)、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4-1105)等新一代政治與文化精英,在經學、歷史、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諸多領域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發展出超軼漢唐的新政治文化、新儒學、新文學、新史學等等。其中司馬光是宋代新史學的最杰出代表,他的《資治通鑒》是傳統史學中的空前杰作。
北宋上承晚唐五代的舊局面,立國形勢先天不足。生于憂患之中,在重文、崇儒的政治文化大環境下崛起的北宋新型士大夫階層,發展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意識。以歐陽修、司馬光為代表的北宋史學家,更關注國家與社會,對歷史與現實有深沉的思考,也更加注意發揮史學的經世致用的作用,所以歐陽修著史要貶斥勢利,尊崇氣節;司馬光著史要“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開新,而以唐代史學為代表的舊史學,在他們的眼里只是“整齊故事”而已,在體例、文采、義理等方面均有不足。
自司馬遷之后至司馬光時期的史學編纂,重紀傳體,輕編年體;重斷代史,輕通史。入宋以后,史學思想發生新變,北宋學者從明盛衰之變的角度,更加推崇編年體。而自《史記》至《五代史》,斷代正史卷帙浩繁,“諸生歷年莫能盡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史學發展的內在需要,也使得一部融會歷代正史的通史寫作成為可能。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學術條件下,司馬光和他的團隊以良史之才和堅忍不拔之志,以20余年之功,完成媲美紀傳體通史《史記》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
《通鑒》的絕大部分內容完成于政治斗爭激烈的王安石變法時期,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都是政治上的反對派,但即使在黨爭最激烈之時,他們也依然保持了自由思想和獨立創作的姿態。司馬光作為反對派的領袖,退居洛陽,不責職業,不責功程,一心修書,《通鑒》的編纂工作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通鑒》書成之后不到二年間,宋神宗、王安石和司馬光便先后去世,可以說正是因為有北宋中期政治上的包容,司馬光個人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反而成就了《通鑒》的大成功,是史學之大幸。
《通鑒》史學方法主要體現為“長編考異之法”。長編法是搜集、整理資料的方法,考異法是處理資料的方法,考辨資料異同。自著書自做注為書明其去取,在方法上司馬光有首創之功,體現了一種“史學自覺”的精神。通過這種方式,《通鑒》還得以保存大量的原始資料,使得《通鑒考異》資料具有很高的輯佚、校勘價值。
《通鑒》的成功直接激發了編年體在宋代的復興,南宋再度出現了編年體史書編纂的高峰,并衍生出紀事本末、綱目體等新的的史學編纂體裁。自北宋以來,圍繞《通鑒》產生了大批的續、改、注、評、校勘、研究等等著作,《通鑒》由一書而發展成為專門之學“通鑒學”。史學領域之外,從宋元“講史”到明清“按鑒”演義類民間文學,或是內容,或是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鑒》的影響。
北宋陳瓘說《通鑒》如藥山,隨采隨得;南宋朱熹也說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元代胡三省說讀《通鑒》,如鼴鼠飲河,飽腹而已。以《通鑒》之博,讀者各取所需,均可滿載而歸。《通鑒》成書后,也成為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最重要的歷史知識來源。
當然《通鑒》內容主要還是“歷代君臣事跡”,預設讀者也主要是人君人臣,故其定位首先是“資治”之書,發揮歷史鏡鑒的作用,所以南宋孝宗說《通鑒》是“萬世不刊之書,于人主尤切”。晚清曾國藩推重《通鑒》為“六經以外不刊之典”,認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
《資治通鑒》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資治”“鑒”,更在于“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闡發《通鑒》中“通”之涵義:“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 《通鑒》不僅僅是鑒往知來、經世濟民之書,也是開拓心胸、修身脫俗之道。這也正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讀史讀《通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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