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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春秋》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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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著  者 晁岳佩 定價 280.00
責任編輯 史百艷(常規) ISBN 978-7-5013-6531-9
出版時間 2019-03-31 版次 B1
印刷時間 2019-03-31 印次 Y1
庫存提示 有書 規格 精裝,正16開,
叢  書  名  
所屬分類 歷史地理
中圖分類 K225.04
讀者對象 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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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簡介[ 滾動 - 展開 ]  
 
本書從經學的角度研究清代治《春秋》學的學者以及他們的代表性著作,發前人之所未發,從經學而非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清代的《春秋》學,是使儒家經典回歸經學研究的有益探索,也是《春秋》學研究史的新發展、新嘗試。本書分為四個部分:清代主流《春秋》學研究,清代《春秋》左氏學研究,清代《春秋》公羊學研究,清代《春秋》谷梁學研究。作者通過研讀清代《春秋》學著作,歸納出清代主流《春秋》學研究乃“以己意兼采三《傳》以釋經一派”。每部分選擇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及其主要《春秋》學著作予以論述。
 
目錄[ 滾動 - 展開 ]  
 
清代主流《春秋》學研究康熙《欽定春秋傳說匯纂》一、《春秋》,尊王之書也二、《匯纂》對三《傳》的批評三、《匯纂》對史事的考析四、《匯纂》有價值的問題存疑乾隆《御纂春秋直解》一、《春秋》尊王之義的再闡釋二、《直解》釋《春秋》為君之道三、《直解》釋《春秋》為臣之道四、《直解》釋《春秋》社會教化五、《直解》釋《春秋》家庭倫理郝懿行《春秋說略》與《春秋比》清代《春秋》左氏學研究毛奇齡《春秋毛氏傳》一、毛奇齡對《春秋》學的整體認識二、毛奇齡對《春秋》三《傳》的態度三、毛奇齡對禮制、史事的精彩考證四、毛奇齡解《春秋》鮮釋大義、不道占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一、《春秋大事表》的成書及作者對《春秋》學的理解二、五十表及敘、論、辨、說、考的簡單評介章太炎《春秋左傳讀》一、章太炎釋《春秋》大義二、章太炎對文字、制度等考證三、章太炎對杜預的批評四、《春秋左傳讀敘錄》五、《駁針膏肓評》清代《春秋》公羊學研究第一節莊存與《春秋正辭》一、以義例解《春秋》二、《春秋正辭》諸篇評述第二節劉逢祿《春秋》學著作六種一、《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二、《公羊何氏解詁箋》 三、《發墨守評》《針膏肓評》《谷梁廢疾申何》四、《左氏春秋考證》第三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清代《春秋》谷梁學研究第一節柳興恩《谷梁大義述》一、《述日月例》概述<一>諸侯卒葬例<二>諸侯卒葬例來者<三>與諸侯卒葬例反對者二、駁難與辨析第二節許桂林《春秋谷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一、總論:作者的基本觀點表述<一>時月日例有功于《春秋》<二>對前人批評時月日例的辯解<三>三《傳》關系二、述傳:對《谷梁傳》所釋時月日例的歸納引申以及與《公羊傳》的比較<一>對《谷梁傳》所釋時月日例的歸納引申<二>與《公羊傳》的比較第三節侯康《谷梁禮證》一、君位傳承制度二、婚姻制度三、喪葬禮制四、稱謂原則五、官制六、祭祀制度七、戰爭原則八、朝宿邑與湯沐邑九、會盟禮制十、朝聘制度十一、狩獵禮制十二、賜命之制'
 
前言[ 滾動 - 展開 ]  
 
前言

在申報《清代春秋學研究》課題時,我準備做成對清代《春秋》學較為全面的評述。2013年6月接到項目批準通知,在研究生祝莉莉、彭松、孔令柱等幫助下開始收集資料。至年底,共收集清代《春秋》學文獻近四百種,現代研究著作數十種,論文數百篇。按照計劃,其他清代文獻中有關《春秋》學的內容,以及寫《清代春秋學與清代政治》所需政治與文化等方面的資料,還有與清代《春秋》學分支相關的各學科著作等,尚遠未收集完備,而計劃時間已過去三分之一。此時,原定合作者周曉東先生決定去肯尼亞孔子學院任教。面對堆積如山的資料,兩年時間內,全部看完也不可能,更不用說全面評述。況且,我面臨退休,也不想延期完成項目。于是,我決定保留原來的基本思路,修改寫作計劃。
第一,縮小研究范圍。本書把清代《春秋》學分為四部分:主流《春秋》學,《春秋》左氏學,《春秋》公羊學,《春秋》谷梁學,依次列為四章。每章只選擇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及其主要《春秋》學著作予以論述,依次列為三節。原計劃中《清代春秋學與清代政治》《清代春秋學分支》《清代春秋學的終結及其意義》,不再作專章論述,只在相關章節中簡略提及。
第二,不再追求全面評述。這一點包括兩個方面。一、論述中基本不再涉及研究文獻以外的其他內容,包括其他學者的《春秋》學著作以及其他文獻中的《春秋》學內容,以免以偏概全。二、論述中盡可能不涉及清末以來對清代《春秋》學、著名學者及其著作進行研究的著作和論文。因為,通過閱讀部分前人研究成果,發現與我的思路相近者并不多,而很多綜述性的內容,如作者生平、文獻概說、主要特點等,多有相近或相同。我既沒有時間全面閱讀,也不想只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做綜述。我喜歡也希望做具體深入的文本研究,為別人做全面綜述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因此,為避免重復,本書基本上沒有綜述性內容;為避免掛一漏萬,也盡可能不引用前人研究成果。唯其如此,我才能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用于文本研究。上述兩點,是對原計劃的修改。
第三,回歸經學研究,與思想史研究區分開來。自民國初年以來,經學研究被視為糟粕,治經學者多轉向思想史或其他領域的研究,取得諸多可喜成果。二者的區別在于,思想史研究者是把《春秋》學文獻中的內容視為作者思想的表述,進行比較分析,予以論述。經學研究者則是把同樣的內容視為作者“代圣人立言”,即這些內容是圣人在《春秋》中隱含的垂教后世之義。前者注重理解作者說的是什么,以及如此說的思想意義;后者注重作者為什么這么說,即如何對干巴巴的《春秋》經文做出了如此闡釋。《春秋》學文獻在形式上表現為作者對圣人垂教之義的闡釋,在本質上也帶有作者思想的表述,在“我注六經”的同時也內含著“六經注我”。因此,《春秋》學文獻既屬于經學范疇,同樣也可以作為思想史資料進行研究。自近代以來,真正從經學角度研究《春秋》學文獻者已經很少,作為經學的《春秋》學已接近于絕學。不從經學角度理解作者為什么這樣說,往往不能把握作者究竟說的是什么,至少容易產生偏差。比如《公羊傳》所釋《春秋》“大一統”,從經學角度理解,其內涵是圣人倡導尊王,特別是尊現實中的王者,如果只強調統一理念,也就等于忽略了更為深刻的尊時王內涵。出于這種認識,我想把本課題做成較為純粹的屬于經學范疇的清代《春秋》學研究,注重說明作者是如何理解圣人《春秋》的,而不把它作為作者的思想做過多評述。說到底,我希望為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者提供理解《春秋》學文獻的基礎和方法。同時,傳統《春秋》學者真誠相信《春秋》中隱含著豐富的圣人垂教之義,《春秋》學就是“代圣人立言”。我對《春秋》有大義和前人所釋大義都不太相信,故我所謂回歸經學研究,是從現代角度研究傳統經學,而不是傳承“代圣人立言”。
第四,以解讀為主,評說為輔。除《疏》體外,清代以前的學者,以及民國年間的老學者,著書立說征引文獻均不作解讀,因為他們一般都熟習經書,也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今人已沒有了他們的這種優勢,但許多著作和論文仍采用排比資料做簡單評說的方式。近年來,我在閱讀一些《春秋》學方面的著作和論文時,經常發現標點錯誤、評說寬泛甚至不合原文本意的問題。和學生們討論此事,他們普遍認為最大的困難是讀不懂古人的《春秋》學著作,不能真正理解古人為什么如此闡釋《春秋》經文。讀懂原著,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基于這種認識,我為本書制定了如下寫作原則:1、簡述每一種《春秋》學著作的基本著述體例;2、或分類,或分篇,選擇其中重要或有新意的論述,逐條做經學解讀,力求做到準確把握作者思路,講清楚他們究竟在說什么,以及為什么這樣說,這是本書的核心內容;3、在充分解讀原著的基礎上,簡要歸納其特點,但不做寬泛評說。我希望這種寫作方式,能對年輕一代的經學、思想、文化等領域的研究者有所幫助。
第五,以三《傳》為基礎做解讀。凡以孔子作《春秋》為前提,以闡釋圣人垂教之義為指歸的《春秋》學文獻,不論作者屬于何家何派,不論他們對三《傳》的認識有多大的差別,在闡釋《春秋》的過程中都無法離開三《傳》,只是取舍不同而已。《春秋》學的本質是研究圣人垂教之義,主體內容則是以三《傳》為基礎闡釋《春秋》。離開三《傳》,就沒有《春秋》學。今人之所以不易讀懂《春秋》學文獻,關鍵在于未能熟讀三《傳》。對《左傳》不熟,不能明白學者所說《春秋》之事;對《公羊傳》《谷梁傳》不能理解到位,則不知學者所據《春秋》例和所釋《春秋》義自何而來。清代的《春秋》學者大概無一例外都是自幼讀經出身,他們對三《傳》的熟悉程度自然非今人能及,他們視為常識無需予以說明的內容,在今天往往成為理解難點。本人已經出版了《春秋三傳要義解讀》《春秋三傳義例研究》,《左傳導讀》已經交稿待版,《春秋三傳與傳統文化》也已寫出十五萬字,自信對三《傳》比較熟悉。本書使用的《春秋》義、例,即《春秋》大義、《春秋》書法的概念,也都是《春秋三傳義例研究》的延續。以此為基礎,本書對清代《春秋》學文獻的解讀,基本上都是參照三《傳》進行的。三《傳》是學者們闡釋《春秋》的起點,對三《傳》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往往也決定著他們的《春秋》學研究水平。依據三《傳》,或批評三《傳》,也是本書解讀的重點。
通過對四派十二家二十種《春秋》學著作的擇要解讀,我們可以得出對清代《春秋》學的如下認識。
第一,清代《春秋》學研究水平是《春秋》學史上的頂峰。《公羊傳》和《谷梁傳》興盛于西漢,但主要是作為政治理論讀本指導政治實踐,除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東漢末年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外,漢代沒有其他的的今文《春秋》學著作傳之后世。《左傳》興盛于西漢末至東漢一代,但也只是在民間流傳。賈逵、馬融、服虔、許慎等學者雖有著作,但也沒有完整流傳至今者。據部分佚文可見,他們多有為《左傳》爭正統傳經地位之意,往往依附《公》《谷》或與之比較,強調《左傳》也有豐富的經義。這一點或是他們終究未能如愿的主要原因。《左傳》本身并不注重闡釋經文內涵,與《公》《谷》明顯不同。鄭玄雖主《左傳》,但同時也承認《公》《谷》的解經地位,并不排斥其所釋義例。包容,使鄭玄獲得極大成功。但除與何休爭辯的三書佚文外,鄭玄也沒有專門的《春秋》學著作傳下來。三書佚文也主要反映著鄭玄對三《傳》的包容,駁何休,主要是駁其對《左》《谷》的偏見。至于對《春秋》垂教之義的認識,二人并無太多不同。何休對《公羊傳》所釋《春秋》義例的歸納、闡釋、引申、發展,使《春秋》公羊學的水平達到了后人很難企及的高峰。杜預在著成《春秋經傳集解》經典的同時,也構建成功了《春秋》左氏學體系,終于完成了前輩《左傳》學者的夙愿,把《左傳》抬進傳經的殿堂,成為首屈一指的《左傳》功臣。范寧雖然有借助《左》《公》以釋《谷梁傳》之處,甚至個別地方露出對《谷梁傳》的不滿意,但他對《谷梁傳》所釋《春秋》義例的理解與歸納,仍然是遠超前人的。三家《注》都是《春秋》學史上的高峰。對他們的經學貢獻,至今研究也不充分。由陸淳寫成,實際上代表啖、趙、陸三人觀點的《春秋》三書,以“舍傳從經”為旗幟,實則兼采三《傳》以釋《春秋》義例,開啟宋代以后的主流《春秋》學,《春秋》學研究至此又生巨變。宋、元、明期間,《春秋》學著作流傳至今者很多,有特色者也不少,雖然歧說紛紜,且各有貢獻,但就整體而言,仍是主觀思考勝于資料論證,沒有形成后人難以超越的《春秋》學經典文獻。清代在整體上是傳統學術發展的頂峰,《春秋》學研究也是如此。《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對前人的《春秋》學觀點征引之豐富,對一些問題的辨析與存疑,《御纂春秋直解》對《春秋》大義全面而簡煉明確的表述,都代表著主流《春秋》學的最高水平,自啖、趙、陸以來兼采三《傳》的《春秋》學著作都難以與其相提并論。遺憾的是,至今對二書的研究似乎不多。《春秋毛氏傳》對史事、禮制的精彩考證,作者的宏觀視野和能言善辯的文風以及敏銳的洞察力,此書可以視為以事解《春秋》的代表作,鮮有可與相比者。《春秋大事表》雖然以闡釋《春秋》大義為指歸,但作者的宏觀歷史敘述,對歷史地理和歷法的考查與考證,被后人公認為頂尖著作。《春秋左傳讀》雖是章太炎的早期著作,但文字和考據功力已非常人所及。《春秋正辭》雖然仍有主流《春秋》學的遺痕,但畢竟是何休后第一位以《公羊傳》為主闡釋《春秋》義例者,作者廣闊的視野,長篇大論的辨析,相對嚴謹的文章風格,都體現著大師水平。《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第一次完整梳理出《公羊傳》及何休所釋《春秋》義例,恰如把一團亂麻一一理出了頭緒,標志著《春秋》公羊學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左氏春秋考證》和對鄭玄的批評,雖然未必完全正確,但劉逢祿因此成為清代《春秋》公羊學的代表人物。《新學偽經考》的諸多結論雖多為后人詬病,但由此興起的疑古之風卻對學術研究多有貢獻,此書提出的問題也似乎有再研究之必要。《谷梁大義述》勾勒出《谷梁傳》及范寧《注》所釋《春秋》時月日例體系,是創新之舉,對許多問題的駁難與辨析也不乏精彩論述。《谷梁釋例》對《谷梁傳》所釋《春秋》時月日例的歸納與闡釋,有功于《谷梁傳》,與《公羊傳》的比較研究,更是前人未做過的工作。《谷梁禮證》雖然篇幅不大,卻是這一領域的力作。總之,僅據本書研究的這些文獻可見,清代《春秋》學的研究水平之高,是其他任何時代都沒有達到的。
第二,清代《春秋》學具有濃厚的考據色彩,許多著作具有資料庫的性質。《春秋》學自以《公羊傳》為標志形成之后,就是以分析文字闡釋大義為主要方法,無需嚴密考證。即使主張以事解《春秋》的《左傳》學者,如杜預、孔穎達,對《春秋》所載人物、事件也不做太多考證,更不必說《公》《谷》學者和兼采三《傳》的宋、元、明時期的《春秋》學者。清初一些大學者倡導實學,求實的結果是大家紛紛走向考證之路。考據之風也自然蔓延至《春秋》學研究領域。《欽定春秋傳說匯纂》旨在兼采眾說定于一尊,事、例并重解《春秋》是其主要方法,但許多案語都有細致縝密的考證與辨析,實在難以確考者,則采取存疑的方式。這在以前的主流《春秋》學著作中是極為少見的。《左氏春秋考證》中的結論雖有不無偏頗之處,但其方法則顯然屬于考據。作者對《左傳》的研究相當深入,通過歸納分析《左傳》文本,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許多可給人以啟發,且有一定的說服力。如關于《左傳》在劉歆以前本稱《左氏春秋》的考證,當為不易之論。《新學偽經考》更是征引非常豐富,作者關于古文流傳的考證,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孔壁藏書、河間獻書、劉歆所見中秘書,所存古文是否一致?其中有無殘缺?與今文相同的部分為何完全相同?孔安國的《古文尚書》為何在漢代未能廣泛流傳?這些問題至今仍難以說清楚。此類考證在董仲舒、何休的著作中是很難見到的。《春秋大義述》中駁難與辨析的內容,往往有征引豐富的考證。《谷梁禮證》更是專事考證之作。《春秋毛氏傳》在形式上是以釋義為主,但其內容則主要表現為對史事、禮制等方面的考證。《春秋大事表》中一百三十一篇敘、論、辨、說、考,基本上都是考據性的優質論文,至今仍被征引。《春秋左傳讀》通篇皆為考證之作,考文字、考制度,無不詳征博引,辨析入微。《左傳》派學者的考據功力與成就,更顯然高于其他各家。考證是以征引材料為基礎,故上述清代《春秋》學著作都有資料豐富的共同特征。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先秦典籍研究文獻輯刊》的幾種叢書《前言》中,我都強調了清代學術文獻的資料庫性質,同樣適用于清代《春秋》學著作。《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征引的文獻種類和具體內容,都是其他任何《春秋》學著作無法比擬的。《谷梁大義述》、《新學偽經考》、《春秋左傳讀》及《續錄》、《谷梁禮證》、《春秋大事表》等征引都極為豐富。豐富的資料,為后人對相同問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三,清代《春秋》學形成的分支,成為近代各學科發展的重要基礎。清初學者倡導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乾嘉學者發展為重考證,故許多學術問題得以深入研究。本來是旨在闡釋圣人垂教之義的《春秋》學,在清代也因研究的具體而深入,形成一些分支。就本書論述所及,也粗略可見幾個分支的重要性。《春秋》不論是否經過孔子修作,在形式上都顯然是魯國史書。如果承認圣人作《春秋》是因事明義,那么詳考《春秋》所載之事,就成為理解圣人之義的唯一正確途徑。《春秋毛氏傳》、《春秋大事表》中大部分篇章,都是這種主張的體現。作者詳考《左傳》所載史事,或闡釋出了圣人之義,或任憑讀者理解這些史事體現的圣人之義,但客觀上都表現為對春秋史的研究。顧棟高和毛奇齡都重在對春秋史的宏觀把握,他們對許多問題的考述,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甚至今人也未必達到了他們的水平。《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和《御纂春秋直解》,雖然在整體上是以釋義為主,但由于認同朱熹的說法,其中也有大量因事明義方式的解說,故也不乏對史事的精彩考析。嚴格地說,春秋史不屬于《春秋》學范疇;在清代,因《春秋》學研究的深入,春秋史發展成為一門分支學問,這個分支逐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
按照經學理解,《春秋》學主旨是研究《春秋》大義,《春秋》大義的核心內容是政治理論,政治理論的實踐就是建立制度,政治制度在傳統學術中歸屬于禮。因此,自宋代已有人專門研究《春秋》禮制。可以說,絕大多數《春秋》學著作中,都有關于禮制的討論。毛奇齡列“禮例”為《春秋》四例之一,本質是認定禮制是圣人垂教后世的主要內容,故《春秋毛氏傳》中有大量關于禮制的考證與辨析。《春秋大事表》以研究春秋史為主,史事也多與禮制相關,故顧棟高撰寫的一百三十一篇論文,也多涉及禮制。《春秋左傳讀》是讀《左》筆記,其中也有一些討論禮制的內容。《谷梁禮證》更是專門研究禮制的著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自然非一般學者所及。禮制研究,在清代《春秋》學領域也成為一個重要分支,與其他領域的學者一起奠定著近代以來對先秦制度史研究的基礎。
在中國思想史上,宋代屬于思想相對解放時期,疑古因思想解放而出現,由此形成古書辨偽學問,清代是古書辨偽成就最大的時期,《左氏春秋考證》和《新學偽經考》無疑是與《古文尚書疏證》并列影響最大的辨偽著作。盡管劉逢祿、康有為的辨偽結論未被學術界普遍接受,但對民國時期疑古學派的形成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錢玄同為《新學偽經考》再版寫的長篇序言,其中對康氏結論的推崇,可以為證。疑古學派對先秦史的考證,顧頡剛因疑古而提出的歷史觀,至今仍受到學者的重視。《春秋左傳讀》批評杜預,欲追溯至賈誼尋求最古的《左傳》正解,與疑古派的理念相反。但章太炎憑著深厚文字功底和考辨之能,書中許多文字考證當為不易之論,為語言學研究做出了貢獻。天文歷法和歷史地理是顧棟高用功做多的地方,《春秋大事表》在這兩方面的成就,至今受到專門研究者的重視。
第四,清代《春秋》學是頂峰,也是終點。用今天的話說,可以稱作“硬著陸”。《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不論是否符合圣人之意,《公羊傳》的確從《春秋》中闡釋出了相對完備的政治理論體系,這就是所謂的《春秋》大義。中國的農業文明培育了君主專制下的中央集權制,《春秋》大義就是為這種制度服務的政治理論。如果說君主專制與農業文明相適應,那么《春秋》大義也可以說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必然產物。西漢是君主專制制度創建的最重要時期,需要政治理論的指導,故《公羊傳》被視為教科書,興盛至極。《公羊傳》對中國古代政治理論體系的構建及制度設置功不可沒。高度發達的中國農業文明延續兩千多年,雖然經歷多次王朝更替,但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并沒有太多變化,《春秋》學也就沒有太多的發展空間。尊王(忠君)、誅討亂臣賊子、重民、攘夷、國和家的等級制等等,當這些《春秋》大義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并制度化以后,理論研究就會顯得蒼白,再反復闡釋也很難使人產生激情,這也屬于“審美疲勞”。后世《春秋》學再也沒有出現漢時的輝煌,關鍵也在于此。包括《谷梁傳》在內,后世《春秋》學,不論是義例派、因事見義派,還是事、例并重派,雖然表面上歧說紛紜,但就所釋《春秋》大義而言,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也沒有太多超出《公羊傳》所釋,只不過是因時代變化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或者因作者認識的不同而出現差異。《御纂春秋直解》《春秋大事表》《春秋正辭》,從內容上看,對《春秋》的闡釋差別巨大,但作為落腳點的所釋圣人垂教之義,本質上幾乎沒有任何差別。可以說,至清代,《春秋》大義已沒有多少余蘊再供學者們挖掘。即使再繼續闡釋下去,只要社會不發生根本變化,《春秋》學也不會有更多的發展。
西漢末至東漢時期的今古文之爭,帶有一些利祿因素。《左傳》學者希望得到朝廷認可,且并不否定《公》《谷》所釋《春秋》之義。今文學者認定“《左氏》不傳《春秋》”,其中確有非學術原因。何休和鄭玄應是比較純粹的學者,批評和反批評都是為維護圣人垂教之義的正確性,爭論的只是“義長”和“義短”。自啖、趙、陸以后的學者,對三《傳》的接受或批評雖各有不同,但都不完全否定三《傳》。清代學者的爭論似乎比以往更激烈。主張以事解《春秋》的毛奇齡、顧棟高、章太炎、郝懿行等,或否定《春秋》有用字、稱謂、日月等例,或否定“一字褒貶”,實際上是否定《公》《谷》的解經方法。劉逢祿、康有為則直接認定《左傳》是劉歆改造《國語》而成,與《春秋》并無關系,更是徹底否定以事解《春秋》。雙方批評用辭的激烈、尖銳,是此前所沒有的,甚至接近于人身攻擊。若徹底否定《公》《谷》的解經方法,意味著二書所釋圣人垂教之義全部歸零。若《左傳》是偽書,因事明義者所釋也純屬子虛烏有。以例解經方法近于穿鑿,以事解經方法實為述史,雙方的批評都不無道理。若雙方的觀點都成立,豈不是說一部《春秋》學史盡是“滿紙荒唐言”,被信奉兩千年的圣人垂教之義豈不是要全部重新闡釋?雙方相互不信,結果等于否定了圣人垂教之義的存在。發展至此,《春秋》學還能走向何方?
康有為要為自己的變法主張尋找依據,故認定孔子學說的宗旨就是為了“改制”。何休所釋“三世”說有利于變法主張,故康有為認定這是孔子的“微言”。《左傳》對歷史的記述與此不符,故康有為認定其為偽書。而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實是西學東漸的結果。總之,《春秋》大義早已被充分闡釋,以例解經和以事解經的方法都被對方否定,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響,古老的《春秋》學在清代因社會制度變革突然走向終點,只給后人留下了一大堆望而興嘆的文獻。
不足兩年的時間手寫了三十萬字,包括修改、打印、定稿、結項。其間,彭松、祝莉莉、孔令柱三位碩士研究生給我許多幫助,在此表示感謝。終因時間倉促,能力有限,書中難免有許多不足之處。我想對幾處明顯不足作一點說明。最大的欠缺,無疑是名實似有不符,與全面綜合論述清代《春秋》學的題目要求有相當差距,具體研究的清代《春秋》學文獻還太少,更沒有涉及其他文獻中的《春秋》學內容。我實在沒有更多的時間,也不喜歡作寬泛的綜述。第二,清代《春秋》學與清代政治的關系,清代《春秋》學形成的各個分支,清代《春秋》學的終結及其意義,都是應該專門研究而沒有研究的問題。時間、能力都有限。第三,按照慣例,被研究的每一種文獻前面,都應該有作者介紹、 成書與版本、時代特點等文獻綜述性內容,我以為這些內容在其他著作和論文中比較容易找到,為了避免大量重復,我有意省略了這個部分,不知當否。第四,按照慣例,本書必須有一部分專門論述清代《春秋》學研究前沿,現在卻沒有。原因是:重在研究文本;沒有時間閱讀太多的以往研究成果,既擔心掛一漏萬,也擔心梳理不清楚。對于這些欠缺,我也感到遺憾。聊以自慰的是,項目結項時,本書的查重結果是0.4%,且其中的0.3%是與本人的著作或論文相重。人生難免有遺憾,做研究也是如此。已踰花甲之年,時間有限,能力也有限,我也不想再彌補這些欠缺。我真誠的希望讀者能夠諒解,更期望早日看到另一本更好的《清代春秋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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